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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:⾝體的病痛與醫療
李明璁(台⼤社會學系助理教授)
2018/4/18 19:30-21:30 台灣⼤學博雅講堂 1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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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thur Kleiman,1995,「症狀與異常之意義」、 「病痛之個⼈與社會意義」、「治療者:⾏醫之各種經驗」, 《談病說痛——⼈類的受苦經驗與痊癒之道》,第⼀、⼆、⼗四章。
推薦延伸閱讀
Susan Sontag,2012,《疾病的隱喻》。
Part 1. ⽣病與健康
病⼈⾓⾊(sick role):⽣病是⼀種⾓⾊轉換,多半是暫時但也可能是⻑期。 所有⼈都會經歷,且須經醫療體制與專業⼈員的診斷認定。
權利:暫時或⻑久、部份或全部免除原本的社會⾓⾊扮演需求。
義務:必須向醫療體制及其專業⼈員求助,設法「重新回歸『正常』⽣活」。
健康⾓⾊(health role)
「預防重於治療」是現代社會對⾝體控管想當然爾的⼀種預設態度。
⼈們在平常就必須先扮演好「健康⾓⾊」,⽽不能消極等待病⼈⾓⾊的降臨。
健康⾓⾊⼀⽅⾯防範讓⾝體掉⼊病⼈⾓⾊,另⽅⾯則關注:⾝體如何能在其⽇常社會⾓⾊扮演中,發揮最⼤⽣產⼒。
Part 2. 醫療化監控
國家機器的介⼊管理:傅柯所謂「醫療化監控」(medical surveillance)。
對資本主義體制來說,健康的勞動⼒必須被例⾏⽽流暢地再⽣產。
這不能單靠性別化的家庭分⼯, 更有賴國家機器掌理者以其政治授權進⾏固定的監控、甚⾄⼲預。
健康⾓⾊不僅由個體⾃⾏扮演,更涉及鉅細靡遺各種制度性的安排。
⽐如健康保險的內容設計。
隨著醫療科技更新,健康⾓⾊的管理要求也會不斷擴⼤。
當科技宣稱它越來越能協助我們預防疾病,同時卻也造致更多的慮病恐慌。
資本主義市場創造並擴⼤了健康的定義,以及健康⾓⾊的需求, 但我們並不知這需求是被建構的,以為是市場滿⾜我們⾝體的需求,「拯救」了我們。
從藥物到「健康⾷品」:前者指向病⼈⾓⾊,⽽後者則是管理、甚⾄製造健康⾓⾊。
Part 3. 健康的社會差異
健康⾓⾊把「健康」問題訴諸個體化,卻忽略社經與⽂化差異。
能否良好扮演健康⾓⾊,更涉及各種經濟、社會與⽂化資本的擁有程度。
各種⼈為污染:⽔、空氣、⼟壤、電波、輻射、飲⾷、居住空間等影響。
從⼗九世紀中期開始的流⾏病學研究,都不斷證明影響健康的社會差異。
個體即便能主動管理⾝體,但卻無法管理⾝體所處環境。
問題是,後者很⼤程度決定了前者。
此時,國家機器⼜同時被邀請甚或要求介⼊治理。
但失能的執政者卻無法回應甚⾄包庇環境破壞者。
Part 4. 疾病、污名與認同斷裂
有沒有⼀種⽣病狀態是連「⽣病⾓⾊」都沒有被正當賦予、以致於⽣病者無所適從? 如 AIDS、精神病患。
他們經常被排除在「無辜的」⽣病⾓⾊之外, 或許被視為「咎由⾃取」、或許不被認為「真的有病」。
這讓已遭受病痛的⼈必須忍受更多的孤⽴、以及⾃我懷疑。
其他慢性疾病所普遍造成的⾃我與社會斷裂:
⼀、個⼈⽣命史與⽇常時間感的斷裂。
⼆、個⼈⾝體、意識與周遭環境的斷裂。
三、⾃我價值與認同的斷裂。